媒體提供資訊和娛樂已是人們普遍接受的觀念，除開新聞資訊類節目，其他如影視劇、游戲類節目、博彩競猜類節目、綜藝類節目等等，無不以娛樂消遣為旨。可是，娛樂節目、娛樂報道不娛樂，已成為當下的一個突出問題，甚至受眾對“娛樂”有了貶義。
“娛樂”無意識
首先我們簡單看一下媒體關于“娛樂”的作為。張國榮跳樓自殺，陳寶蓮墜樓自殺等等類似的新聞,許多媒體從情感生活、衣著打扮、個人嗜好、起居飲食等方面不厭其煩登消息，發照片，刊特寫，其成功背后自強不息、艱難走過的創業歷程卻被視為沒有“眼球”而鮮有報道。影視作品對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任意歪曲事實、混淆是非的戲說、調侃。而且戲說歷史之風已蔓延到文學名著上。魯迅小說中的《阿Q正傳》是我們民族貢獻給世界文學經典寶庫的一顆璀璨明珠，而其筆下愚昧落后、逆來順受的阿Q竟被塑造成一個被幾個漂亮女人追逐的英雄，《阿Q正傳》被拍成武打戲或言情戲。1997年7月11日，湖南衛視《快樂大本營》正式開播，很快掀起一股席卷全國的“娛樂旋風”。在短短一年多時間里，全國有100多家省市電視臺火速開辦了類似娛樂節目，每逢周末黃金時光，觀眾就可以在幾十檔娛樂節目中間沖浪。回顧在周末電視熒屏上看到的那些景象：節目主持人在節目現場，當場把辣椒水、芥末油、鹽、醋、醬油等十幾味調料調和成“雞尾酒”，然后，滿面笑容的拿到各位嘉賓面前，讓各位比賽,看誰先喝進去，誰先喝進去誰就獲勝可以拿到一個獎品。更有一個電視臺，在一個人流川息的商業區現場做節目吸引看客，辦法是在一個個直徑約30厘米的淺盆中裝滿番茄醬,然后對圍觀的人群說,每一個番茄醬盆中都有一枚一元錢的硬幣，如果誰能用嘴而不用手,把隱藏在番茄醬盆中的硬幣最先“找”出來，誰就可以當場拿走50元錢的現金作為獎勵。如此讓老百姓賺錢的辦法果然奏效，應試者排起了隊伍，尤其以女士居多，臨到最后，那些美麗女士臉上被紅紅的番茄醬弄得慘不忍睹。浙江衛視有一個名叫《扭來扭去變形蟲》的小欄目，參加游戲的一男一女兩位演藝界明星手腳著地趴在九宮格里，按照主持人的口令“把左手放在A區，右手放在E區，左腳放在G區，右腳放在D區”，擺出的身體姿勢扭曲抽搐、不堪入目。這樣的節目對人們究竟有何益處？這種一味地追求新奇刺激缺乏文化內涵的報道，直白的物欲滿足帶來的感官刺激是否算得上真正的娛樂？這是否是一股表面順應市場而內在背離市場的媒介逆流呢？
價值向何處回歸
媒介對當代中國大眾生活有著越來越顯赫的影響，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從某種程度上看, 甚至對人們的物質生活乃至精神心理有著示范與重塑的功能。因此如何分析娛樂的這些影響，從而進行有效地規范，使之對人們的精神世界起到“提升”的作用，是擺在每一個有責任感的理論研究者面前的課題。臺灣傳播學者蕭蘋呼吁媒介責任感的回歸，中國人民大學的甘惜分教授也指出，現在資產階級都早已把絕對新聞自由的論調收起，代之以"社會責任論"，作為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研究者，我們更應該思考自己的責任。
首先，我們應認識到造成這種現象一個關鍵的因素是我們的媒體人缺乏對大眾心態的真正了解，把娛樂簡單地理解為搞笑，理解為一大群不明所以的人毫無原由的哄堂大笑。盡管一開始關于娛樂的粗糙節目可以吸引注意力，但如果就此把娛樂理解為粗糙和膚淺的產品，則不僅僅是一種誤解，而且是對觀眾的愚弄。如此的媒體不但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受眾，還會慢慢破壞媒體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尤其對于鑒別能力不強，沒有一定認識水平的受眾，危害更大。
其次，在肯定娛樂在媒體中地位的基礎上，我們要思索中華民族精神在娛樂中傳承的問題，即在中國，娛樂要承載傳承中華民族精神的功能。
經歷了幾千年歷史的沉淀與，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已深植于每個中華兒女的心中，不管我們承認與否，它都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的審美觀。中國人看牡丹、紫藤、老頭過小橋及天女散花、麻姑獻壽……會‘百看不厭’。這種熟悉和親切，就是我們的文化傳承。同是中國人，不管到哪兒，不管出生在哪個紀元，他們之間看起來沒有任何牽連，可文化的傳承，維系著所有的心愿和情感。關于明星新聞更讓我們感動的還是明星作為中華兒女炎黃子孫的勤勞、友善、樂觀......。成龍被評為中國十大感動人物是因為他做為中華兒女在世界各地的慈善活動，讓世界更多地知道了中華民族助人為樂的品德，以及在國際舞臺上塑造的中華兒女強壯、詼諧的形象；梅艷芳能夠被董建華稱為香港的女兒是緣于她艱難創業、自強不息，以及在生命的最后階段帶病繼續工作，樂觀向上的精神；真正讓我們感動并一直記憶的是這些，相比那些花邊式的消息，它們更能讓人們記住媒體，信服媒體。楊瀾多次提到“陽光文化”是專門制作一些內容嚴肅有民族的精神內涵的節目。她提到，美國僅有200余年的歷史,但它的歷史和人物傳記可以支持整整兩個頻道，至今已播出了五六年，收視率一直在上升，利潤也一路上升。不難推論，中國有五千多年的歷史，其豐富無比也燦爛無比的文化可以支撐無數個系列，關鍵在于電視人的眼光、視角和制作手段。
娛樂旋風到了今天，已成為“強弩之末”。 “電視媒體發展到現在也有一個新的趨向，就是它給主題性節目篇庫留下了一個足夠生存的巨大空間。”而我們的媒體卻仍在盲目地制造和傾銷低級的娛樂產品,使沉溺其中的觀眾習慣于感官的當下滿足，在“一次性”的輕松愉悅之后絲毫不留下什么，久而久之不但助長了人們的思維惰性，而且對他們的精神沒有任何“提升”作用。
在文化基石上建構娛樂
第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便是必須在大眾文化的擾攘喧鬧中，堅持不懈地給予經典文化以合理的社會定位，驅動其不斷實現新發展，促進其內蘊精神大發揚。因為經典文化具有鑄造和支撐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的巨大而特殊的作用。這種作用，是大眾文化基本上不具備的。當然對于大眾文化的價值和意義我們不能置疑。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無論在什么時候，也無論在什么情況下，大眾文化都只能是對經典文化的調節與補充。
文化對社會的責任承擔，主要表現在對民族精神的傳揚，對時代精神的構建和對人的靈魂的塑造與道德的提升。在這一點上，只有經典文化和主流文化才能從容應對，只有經典文化才含蘊這些內容。英國人把莎士比亞看得比女皇還重要，漸漸形成一種只屬于英國的民族精神、民族語境和民族的審美意識與思維方式。在法國，雨果不僅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而且也是先賢祠中的圣人。普希金是俄羅斯人心中的太陽，他們說："我們每個人從小就感到普希金在我們身邊。他時時刻刻存在于我們的生活之中。然而隨著新人一代一代地成長，他也不斷變得更加年輕，因此他總是我們的同時代人"。在娛樂的元素中給予經典文化以主體文化的定位，目的在于確立各種文化的主從關系，以確保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能夠得到積極的營構與大力的弘揚。在目前的影視作品改編中，越來越多的名著改編令我們痛心不已。戲說不僅是一種對待藝術的態度，也是一種對待人生的態度。一個民族，如果喪失了真誠的生存態度，用調侃的態度去對待一切，不但很可悲，更重要的是久而久之會令民族精神無從談起。2001年我們申奧成功、加入WTO，當中華民族快速地融入世界時，我們的民族下意識地產生了文化保護心理。好像一輛車子加快速度時，需要穩定重心。這時，我們的民族沒有從精英文化、沒有從唐詩宋詞中找符號，而是找到了唐裝、找到了中國結，用自己的民間文化來標識和強化民族的特征，在千差萬別的世界文化中進行一種自我的文化識別。民間文化是中華民族精神和情感的重要載體，是民族親和力與凝聚力的核心。春節，是農耕文明非常重視的節日，它是中國民間文化的盛典，承載著很多中國人的民族理想：祈福、辟邪，更重要的是"團圓"。我們的文化觀念不同于西方，本土的民族文化應該成為我們創作中的主體，內涵的民族精神應是我們追求的目標。中國各種藝術在歷史發展中，無論是內涵與形式，在創作與生活的關系上都異于西方藝術所重視的剖析與寫實，而強調創作者對事物的感受及精神上的表達。波蘭電影導演協會主席雅克·布倫斯基也說：“中國電影要繼續現代化的道路，同時又不應失掉中國傳統的靈魂，電影不能忘記過去的生活。在我們波蘭，國產電影比好萊塢電影更受歡迎；因為好萊塢電影或多或少都有雷同。我們的電影能讓人們進行思考。”
另外，我認為還要從媒體從業人員的素質等方面做更好的規劃。現在不少媒體在娛樂報道的記者、編輯的選擇上出現低齡化，從這個角度來表現時尚，貼近觀眾。其實在市場標準的衡量下，我們應把民族文化底蘊和廣闊的視野作為選擇記者、編輯時考慮的因素。而這樣的記者編輯一般來講都是有一定年齡和閱歷的。如美國CBS的丹·拉瑟、奧波拉·溫弗瑞、麥克·華萊士以他們的親和力贏得了80%以上家庭婦女的歡迎；ABC的芭芭拉·沃特斯以她平易中不乏尖銳而吸引了中上層知識分子；英國BBC主持婚戀節目的是一位老太太，她以氣質高雅、不茍言笑在盛行"紳士風度"的英國受到了廣泛的尊重。他們都已在50-80歲之間。
在市場環境下怎樣塑造中國娛樂節目的品格,關乎媒體本身的生存,關乎國家民族精神的走向和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