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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出自己的聲音”，需要見識，需要勇氣。這份見識和勇氣，更多的不是靠講理論、喊口號，比如應該如何、要如何，而是與民同髓的血緣，對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深情，對土地和歷史的忠誠，使你不得不如此，不能不如此。
    找到這幅老照片，我滿心驚喜！
    這是我千百次采訪中的一個鏡頭，它勾起了我的綿綿回憶。
    從事新聞工作35年，是魚在水里的35年，是羊在坡上的35年，是瓜在秧上的35年。工作帶給我快樂與滿足，使所有的勞頓、艱辛、磨難、痛苦，也帶有了享受的成分。就像陽光照耀的初春的原野，嫩芽美好，花草美好，積雪與泥濘也同樣美好。
    如果把回顧比作研耘，感慨便是最直接的收獲。我的收獲是什么呢？那就是這樣一句話：“喊出自己的聲音。”
    如果從理論上對此予以闡釋，那將是另外一本書的任務。我選擇與自己的作品一起來表達的方式。作品已經是個存在，能否證明個人的觀點，已屬讀者評價范疇；個人可做的，就是將實踐和感思交給讀者，以圖增強一些說服力。因為我知道，年輕的同行們都很有主見，不會輕易被說服。
    照片上，打著手電筒的是人民日報記者，手電光下作記錄的是我，侃侃而談的是地學工作者楊聯康——中國歷史上徒步考察黃河第一人。時間是1982年5月20日，地點是河南省范縣境內。因為次日要發稿，我心急火燎。楊聯康邊走邊說，我邊走邊記。夜渡黃河，到達宿營地，我顧不上洗臉吃飯，先找到一部搖把子電話，掛上長途，在等電話的間隙整理筆記，將搶來的材料變成新聞稿，隨后一字一句地傳到編輯部。
    思緒圍繞照片紛飛，所想都與如何“喊出自己的聲音”相關聯。比如，新聞是搶來的，要吃得下苦，受得了累；采訪是寫稿的關鍵，掌握獨有的第一手材料是采訪的關鍵；思考是新聞的靈魂，要善于寫好“這一個”；既不踩別人的腳印，也不踩自己的腳印，要創新，要辟路；既經得住“熱情”，又受得住“白眼”，等等。我不敢肯定的是，做到了這些，是否就一定能“喊出自己的聲音”。
    回憶隨著整理舊稿漸次展開：
    上世紀70年代，誰沒有經歷過肉的誘惑？尤其是農民。家里養著豬，臨終的老人想吃口肉卻辦不到，只好含恨而歿。因為紅頭文件上寫著，農民養豬只能賣給食品站，不能自宰自食。聽著農民酸楚的訴說，聽著一個個關于肉的催人淚下的故事，誰的心情能平靜？
    眼見幾十萬斤大豆堆在那里，因為人為原因賣不出去，任其發霉變質，愁苦的農民只能蹲在地上抽悶煙，誰的心情能平靜？
    聽著剛剛見到好日子曙光的棉農對政策的種種擔心，對假肥假藥的句句詛咒和對壓級壓價的聲聲抱怨，誰的心情能平靜？
    坦白地說，多少次，我想哭，但把淚憋下了；多少次，淚憋不住，就滴在采訪本上。如果說，在35年的記者生涯中，在若干篇報道里，我喊出了自己的聲音，說實話，那是情感使然。1978年，“兩把刀”報道引起軒然大波。在全省地市委書記會議上，有人要大眾日報作檢查，地區有的領導也找我談話，讓我認錯。苦悶中，我想起鄉親的愁容、期盼和囑托，便據理力爭，給編輯部寫信，從另外的角度放大自己的聲音。紅頭文件最后服軟，報道推進了改革。
    對年輕的同行，我從不擔心他們的才華，他們的學識，他們的素養。選擇了這份職業，就足以證明了他們的出眾和非同尋常。記得1970年，大學畢業到部隊鍛煉，我被選到團部搞報道。但我不會寫稿。聽說新聞要求快，即使半夜寫好，也騎上自行車把稿子送到十幾里外的火車站旁的郵筒里；聽說編輯討厭稿子亂，哪怕寫錯涂抹一個字，也要撕掉重寫一張。即便如此，也很少見報。登稿少，
怕領導，飯前蹲在窗戶里往外瞅，見政治部主任吃完了，再去食堂。現在，即使比我那時年齡小得多的同事，也不會這樣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作為，一代人比一代人更有作為。
    整理舊作，不是陳飯重炒，旨在借機對青年朋友作一番也許完全多余的提醒：
    “喊出自己的聲音”，需要見識，需要勇氣。這份見識和勇氣，更多的不是靠講理論、喊口號，比如應該如何、要如何，而是與民同髓的血緣，對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深情，對土地和歷史的忠誠，使你不得不如此，不能不如此。應該如何與不能不如何，目標多數時候一致，但一涉個人利害，便立見伯仲，從而在人生境界上呈現重大的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