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這曾經令人羨慕的職業，如今竟成了僅次于礦工和警察的第三大危險的“行當”。
“我打的就是記者”，“我打你能把我怎么樣”，“打，給我很很地打”……當記者觸及到少數個人和部門的不當利益時，一些有恃無恐而又膽大妄為之徒對付手無寸鐵的記者們的，竟是拳腳、棍棒，甚至刀槍。
“我打的就是記者”，“我打你能把我怎么樣”，“打，給我狠狠地打”……當記者觸及到少數個人和部門的不當利益時，一些有恃無恐而又膽大妄為之徒對付手無寸鐵的記者們的，竟是拳腳、棍棒、甚至刀槍。
從2000年11月8日至2004年的今天，我們的記者節已走過了5個年頭。令人不無遺憾的是，記者們與新聞報道密切相關的人身權、采訪權等各項權利仍然不能得到應有的保護。
面對記者屢屢被打的窘境，到底有沒有靈丹妙藥，是否還有藥可救？我們又究竟應該如何防范采訪中的風險，保障記者的權益？這些問題值得思考。
思考之一：自我防范是首要
一名法制記者曾經發出這樣的感慨："作為一名法制類節目的記者，常常揭露社會的一些負面現象，為受害者謀求法律保護。可輪到自己頭上，突然發現竟然受不到有效的保護！"其實，這樣的問題在其他記者身上也同樣存在。
對于維護記者的人身安全，一些行政司法部門和新聞團體都曾拿出過一些具體措施。
實例1，廣東記協成立維權委，對擅自對記者采訪設置障礙的人將受處罰。
維權委由廣東省記協主席李孟昱任主任，中國記協副主席、南方日報報業集團社長范以錦任執行主任。廣東省新聞工作者維權事業還得到廣東省司法界的鼎力支持，廣東省公安廳副廳長鄭紅、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李琦、廣東省司法廳副廳長何銘清任維權委顧問。
維權委今后將著重做好兩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教育、引導新聞工作者更好地遵守法律和國家政策規定，正確行使采編權利；另一方面對那些違法亂紀，擅自對記者采訪設置障礙的人，要跟有關部門溝通，提出處理意見，對嚴重侵犯采訪權的不法行為，還可以通過法律訴訟的方式解決。
實例2，安徽省將輿論監督寫進法規，規定媒體有權對國家工作人員進行輿論監督。
從2003年開始施行的《安徽省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條例》，首次將媒體實施輿論監督的權利列入法規。該《條例》第九條第二款明確規定：新聞媒體對國家工作人員履行職務的行為進行輿論監督。
據悉，把新聞輿論監督權明確寫進地方法規的還有珠海等城市。在《珠海市新聞輿論監督辦法（試行）》的第四條要求中明確規定：企業行為影響社會時，除商業秘密外，都必須自覺地接受新聞輿論監督。
實例3，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強調，要依法保護媒體與記者的輿論監督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與中央主要新聞單位負責人座談時表示，歡迎新聞媒體對司法工作進行監督，要依法保護媒體與記者的輿論監督權。
實例4，新聞單位對危險采訪作出限制，事前必須經過單位領導批準。
據《新快報》報道，廣東省一家報業集團在發生了一起記者被打事件后，也立即下發了一份保護記者的通知，通知規定："有一定危險性的采訪，事前應得到部門領導和分管社委的批準，有較大危險的采訪，事前必須經過所在報紙的總編輯批準，必要時可為記者購買人身意外保險......而一旦當記者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脅，可立即終止采訪......如果采訪現場發生其他問題，不屬于記者職責范圍的不應輕率介入，應采取其他的措施......"
實例5，專家建議，自我防范是首要。
曾有多年媒體工作經驗的暨南大學吳文虎教授在接受接受廣東一家報社的記者采訪時，建議新聞記者要加強自我防范意識。首先在工作態度上，記者不能以"老大"自居，以法官自居。在采訪對象不愿接受采訪時，盡量與采訪對象協商或采取其它的途徑獲得信息，避免發生正面沖突。此外，在做揭露性報道時，比如查處地下黑窩點，記者掌握材料后，一定要先和有關職能部門取得聯系，或事先通知，或一起行動，這樣既達到了輿論監督的效果，又解決了問題，還保護了記者的安全。
新快報記者黃魏俊在9月4日那次跟蹤"雙搶"分子的采訪時，正因為忽略了事先跟公安部門取得聯系或與同事和報社商量如何保護自己的措施，險些送了命。
思考之二：“記者險”是個無奈的選擇
正是為了適應這種新的形勢和新市場的迫切需要，一家保險公司還“抓住機遇”，及時推出了一種“記者險”。當記者因工作緣故遭受報復、人身攻擊造成傷殘、死亡時，將獲得保險金的雙重賠償。
記者險實際上是雇主責任險的一種，它把記者所屬單位應該承擔的保護記者在工作中的人身傷害的責任，通過投保的方式轉由保險公司負責。它的“應運而生”正是近年來記者在工作中受傷害的事件發生越來越多的直接結果。
一位新聞研究人員認為，“記者險”的推出實質上反映了目前法律對記者人身權利保護上不力，是一種無奈之舉。他在接受采訪時談到，在新推出的“記者險”中，新聞記者雖然“有幸”和公檢法執法人員并列為“高危行業”人員，但是，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記者被打和司法人員被打實際上是“不同性質”的事件，記者和司法人員所受到的法律保護根本不能同日而語。打司法人員打的是“公家人”，是妨礙執行公務，而打記者則是打“普通人”。盡管記者采訪是為了服務于公眾的知情權，甚至是行使社會公器的輿論監督權，但記者被打仍然只能算做普通刑事案件甚至民事糾紛。
正是目前法律上對記者保護的薄弱，才使一些不法之徒更加膽大妄為。“記者險”的推出，雖然能夠使人身受到傷害的記者獲得一定的金錢保障，但畢竟不能有效改變記者成為“高危人群”的現狀。只有在法律上給予不法分子足夠的威懾，才能使處于“高危”狀態的記者能夠真正受到應有的“人身保障”。
思考之三：要求嚴懲兇手不如完善法律
新華社攝影記者殷菊生，在長沙采訪被圍攻毆打，并被搶走相機銷毀采訪資料后，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吉炳軒要求嚴懲毒打記者的兇手，切實保障新華社記者的采訪權利。
記者在采訪中行使的輿論監督權和言論出版自由權都是憲法賦予的神圣權利，同時記者的采訪也是維護公眾知情權的必要條件。這些都使記者的采訪在一定程度上帶有維護公共利益的"公務"成分。我們雖然不能因為記者采訪活動的重要性，而主張賦予記者一種強制他人和單位必須接受采訪這種居高臨下的權利，但是，當記者維護公共權利的正常采訪受到嚴重危害，特別是人身安全不能受到應有保障時，法律應該給予記者應有的庇護。
如果，懲治毆打記者的兇手仍然要靠領導"重視"和"指示"，不僅解決不了問題，而且還有"人治"色彩。因此，要杜絕或減少記者被打事件，還是要靠完善有關法律法規，使不法分子在打記者時能夠心有畏忌。這才是維護記者人身權利的當務之舉，有效之舉。
(作者單位：南京日報要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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