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種“最脆弱最不成熟”的文體，劃出中國新聞史的一個新時代，不知是喜是憂。然而對于時評來說，肯定是有喜的，這不，時評熱剛剛三五年，大一點的反思與討論就有兩次。一次是李方老師感嘆“不容易”，一次是惠銘生老師飛“冷眼”。
在中國新聞寫作的各種文體中，再沒有比時評更幸運的了，可以說是實踐理論齊步走了。這邊熱熱鬧鬧扎堆寫時評， 那廂認認真真嘆苦經。
目前，對時評的一些理論研究已經到了求真求美的程度，有人提出時評要向雜文看齊，要達到“有思想、有深度、有趣味、耐回味，富于邏輯力量、思想鋒芒和閱讀美感”的標準。邱貴平老師認為：思想和文采是時評的生命。李方老師更是苦苦相勸：要有“高層人脈和理論修養”。于是，有人干脆發誓不真不美就不寫了。
這也難怪，盡管肖余恨老師斷言時評快要臭大街了，但時評人自己還是敝帚自珍。時評么，往大了說，是“輿論導向”；往正了說，是“鐵肩擔道義”；往好了說，是“社會良知”；青鋒老師說，是“熱血心腸”和“俠肝義膽”。
有人寫時評，有人搞研究，當然是天大的好事。既然是研究，我想能不能先把最源頭的東西搞清楚，時評是怎樣火起來的，時評為什么能火起來？
這方面的研究已有不少，如“輿論空間的開放”、“媒體市場化的走向”、“多元化的思想”、“民主進程的推進”，所謂“民主興，言論盛”。所以，時評是民主催生的結晶，是公民參政、公民表達的實用文體。當然，我們還不應該忘記時評的兩個功臣：一個是《中國青年報》在1998年11月開辦的“冰點時評”；一個是《南方都市報》在2002年3月開辦的時評版。
這些研究應該說很有見地，但我覺得還是屬于那種“事后拔高式”的總結。這些研究往往把一些現象進行高度概括后，歸結于時代的變遷。這其實是一種公式化的研究，因為任何一種受人關注的現象，都可歸結到時代的變遷，哪一種進步，不是“開放”、“市場”、“多元”、“民主”等等推動的結果呢。
（二）
所以，我還是想問，時代變遷為什么偏偏就讓時評火起來了呢？或者說，媒體改革為什么偏偏選擇了時評作為突破口？
這應該從媒體的職能說起。媒體是干什么的，傳播信息，而傳播信息的主要方式是新聞報道。然而，面對瞬息萬變的社會，媒體突然發現，新聞報道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礙，傳統的新聞報道方式，無法滿足現代受眾的需要。現代受眾不僅需要在第一時間知道事情的發生，而且還需要隨時隨地了解事情的進展情況。
但是一些新聞用通稿的慣例，使得新聞報道變成了舊聞報道。一些重大事情在傳統媒體報道時，早已是在路人皆知之后了。
讓傳統媒體討厭的是，網絡媒體來了，它打破了舊的游戲規則，它既可以在事情發生的第一時間進行報道，也可以在事情發生的第一時間進行評論，不受時空的任何限制，既不用審查，又不用請示，甚至連記者編輯都不需要，真可謂“個個揎袖上陣，人人義薄云天”，發憤疾書。網絡媒體給了每個想說話人的說話權利。話語權，有點象毒品，要么一點別沾，沾上就一發不可收。
于是，時評應運而興。不經意間，時評充當了新聞的替補隊員，這個角色實際上還是新聞的角色。因為現在的許多新聞，還是不全面、不客觀、不清楚、不明白，甚至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受眾要從字里行間琢磨編輯的意圖。
去年10月29日北京首屆性文化展覽開展，但不到一小時就停展了。問其原因，是展廳門口修路，真是驢唇不對馬嘴，但新聞也只能做到這里了，對方就是這樣回答的，再問人家不說了，弄不好，下次有事不叫你，斷了你的紅包。這時，時評跟上，事情就有了說頭。10月30日信報以《性文化展覽何時不再尷尬》為主題做了一版時評，分別發表了童鐵丁“我們應該為什么而緊張”、肖余恨“誰讓性實物展面紅耳赤？”、劉海明“敏感問題要謹慎處理”、王芳“文明的特征是有所禁忌”的文章。這樣即能保護了記者，又能引起受眾關注。受眾關注度高，對當事者就是一個壓力，盡管現在并未見有關人員出來給個解釋，但至少，當事人再遇此事就會三思而行，對提高當事者的辦事能力大有好處。
（三）
所以，時評只是新聞的替補，在新聞無法繼續下去的時候，它替新聞迂回進攻。人們愛看時評，愛的是時評中的“時”，即事情究竟怎么樣了，會向哪個方向發展，還有多少內幕不清楚??
目前的新聞，尤其是一些重大新聞，事情到了關鍵時刻就沒了，于是，時評中的“評”，就成了人們的次選擇。由于，首選擇常常缺位，次選擇自然升位成首選擇。久而久之，給人一種假象，好像人們更多地需要的是“評”，這也就造成了時評的虛假繁榮。
通過時評的虛假繁榮，我認為，應該清醒地看到，正是由于新聞的嚴重缺位，人們才不得不把關注度轉移到事的評論上來，希望通過時評，推動事情的發展。所幸的是，時評正好起到了這個作用。而且更大的好處是，人人皆可時而評之，這也是時評能迅速火爆的主要原因。
這從延安“黃碟”事件、孫志剛案件發生期間面世的大量時評作品中就可找到證明。誰說這個時候的作者不是本著一顆正義之心在寫作？誰說這個時候時評作者的“一哄而上”無助于問題的正確解決？正是成千上萬的時評作者和網友的憤怒聲討和激情聲援，匯成一股洶涌澎湃的正義洪流，澄清了人們的模糊認識、普及了公民常識并且沖毀了不合理的制度堤防，如《收容遣送制度》。
通過這一系列事情的解決，也能清楚地看到，人們津津樂道地讀著有關事件的評論時，內心里里盼望的還是事情的進展情況，也只要事情圓滿解決，人們心里的石頭才能落地。
時評是人們對新聞事實知情權得不到滿足時的一種渲泄，是受眾對媒體的一次幽默：既然你們做不了新聞，那就讓我們自己來吧。孤立地看一篇時評，它也許只是猜測、追問，甚至是謾罵，但無數個猜測和追問，就逼近了事實的真相。
當一件事情發生了，大多數媒體在追問，那就得有人站出來解釋，這就是傳媒的力量；當然，在今天，時評人也可自豪地說，這是時評的力量，但心里應該明白，那還是新聞的力量。
所以對時評的研究，不妨先放放。正如馬少華所認為“它應該比職業文字――記者寫的消息、秘書寫的報告――更普遍一些，在一個開放的時代里，它是公民表達自己見解的實用性文體，就像寫信是一種實用文體一樣。 它所滿足于人的無非是表達，它所要求于人的，無非是表達的效率。”
與其研究風聲水起的時評，不如讓“新聞”回歸新聞，讓新聞報道真實地反映生活，這才是媒體研究的努力所在。我們總不希望打開報紙，滿把翻過全是時評吧。當我們看到南都、京華、《新京報》像《紐約時報》一樣，把社評和時評連成兩大版時，我們為時評感到驕傲；而當越來越多的報紙、越來越多的版面變成時評時，我們為新聞感到悲哀。
當我們的新聞面對重大事件不得不保持沉默時，只要時評人，哪怕是輕描淡寫、云山霧罩、言不由衷、詞不達意地評上幾句，那就是最好的時評，因為你代表了公眾的需要，吸引了各方的注意力，爭取了解決問題的時間，拓寬延伸了新聞。
活著，頑強地活著，這就是當前時評的生命價值，直到“新聞”真正回到新聞的那一天。當然，我們明白，那一天到來之日，就是大批時評人解甲歸田之時，但我們無怨無悔。我們不怕，因為我們知道，我們走了，跟來的，將是李方老師所盼望的紳士般的時評大家，我們為那一天的到來而歡呼雀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