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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琳
近日，發生在高鐵車廂內的一起治安糾紛事件引發網友熱烈關注。據報道，5月2日，一女子乘坐高鐵出行，因后座有小朋友玩耍吵鬧且多次撞到她的座椅靠背，該女乘客進行制止，引發孩子家長不滿。雙方爭執過程中，孩子家長動手打人，女乘客進行還擊。根據女子發出的視頻顯示，警方認定雙方構成“互毆”，孩子家長被處以500元行政處罰，挨打后還手的女子被處以200元行政處罰。
從女乘客、孩子父母及現場目擊乘客的不同視角，在陳述案情細節時很難統一。一些媒體對事件的還原，可能也或多或少挾帶了些情緒傾向和價值偏向。通過盡量客觀回溯事件經過發現，輿論之所以更多傾向同情女乘客，是因為該案的處理結果讓公眾對于如何避免“互毆”產生了更多疑惑——除了被動接受“罵不還口打不還手”并報警等待之外，似乎別無他法。
法治之所以優于人治，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法律能給人更具確定性的預期。實際法律上并無“還手即互毆”，正當防衛制度支持受害人還手。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印發的《關于依法妥善辦理輕傷害案件的指導意見》第（九）條特別強調，應“準確區分正當防衛與互毆型故意傷害”，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要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綜合考察案發起因、對沖突升級是否有過錯、是否使用或者準備使用兇器、是否采用明顯不相當的暴力、是否糾集他人參與打斗等客觀情節，準確判斷犯罪嫌疑人的主觀意圖和行為性質。因瑣事發生爭執，雙方均不能保持克制而引發打斗，對于過錯的一方先動手且手段明顯過激，或者一方先動手，在對方努力避免沖突的情況下仍繼續侵害，還擊一方造成對方傷害的，一般應當認定為正當防衛。
代入該案來看，事情發生的大致脈絡為“小孩踢到座椅后背影響到女乘客——女乘客勸阻——孩子家長開罵引發糾紛——女乘客回罵——孩子家長動手打人——女乘客還擊”，這符合“因瑣事發生爭執，雙方均不能保持克制而引發打斗”的情形。但是否符合正當防衛，還需具備一個“二選一”的要件：或是小孩家長先動手且“手段明顯過激”，或是在女乘客“努力避免沖突”的情況下小孩父母仍繼續動手。如何認定“明顯過激”，如何判斷受害一方在避免沖突中足夠“努力”，這應該就是公安機關辦案的自由裁量范圍了。
近年來，因還手被認定為“互毆”而引發輿論喧囂的個案時常引發爭議，有觀點認為警方對正當防衛的認定過于嚴格。“明顯過激”要多“明顯”？“努力避免”要多“努力”？別說普通公眾，就算是相關專業人士，可能也說不清、道不明。本案中，警方或許掌握了不為圍觀群眾所知的證據材料，才未認定女乘客的還手屬于正當防衛。在個案已演變為公共事件時，處罰之后公開解疑釋法的必要性凸顯出來。及時的信息公開和專業釋法，有助于幫助公眾正確認識實施正當防衛的條件，也能避免更多沖突和輿情。
此次輿論大量涌現對女乘客的同情，其實也不難理解。我們與案中的女乘客一樣，同處于一片法治天空之下。可以保證自己不侵害他人，但無法保證某天不會也遇到這樣的事。我們希望避免沖突，但不知道怎樣才算“努力避免”；我們可以報警等待處理，但在等待警察介入之前，仍需要快速判斷遭到侵害時是否可以還擊。
法律不強人所難，在侵害事件發生后那段具體的時間與空間之中，我們不能對普通人的認知和判斷要求過高。若正當防衛之前還需判斷對方是否存在手段“明顯”過激、本人又對“明顯”的判斷標準并不準確掌握，這實際上就超出了一個普通人的能力范圍。
面對進行中的侵害，樸素的正義觀并不支持、更不鼓勵 “罵不還口”“打不還手”。這也是輿論屢屢非議“還手即互毆”的底層邏輯。法、理、情本相融相通，法律設立了正當防衛制度，就是為了揚善抑惡。嚴格把握正當防衛是依法而為，但如果過于嚴格或將這一制度束之高閣，也是對法律初衷的一種背離。要讓公眾相信“還手即互毆”系對法律的誤讀，就應該用鮮活的個案公正，來幫助公眾走出“還手即互毆”認知怪圈。
責任編輯：牛樂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