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這種現象，很多人憤憤不平：“這不是浪費教育資源嗎？該把這些學生都列入誠信黑名單！”的確，已錄取考生“主動退學”會給高校的招生工作帶來很多困擾，甚至有些教師的教學科研進展也會因此受到影響，但問題真的已經嚴重到要拿失信名單當“尚方寶劍”的程度了嗎？

　　站在考生角度上想，高校錄取通知書，不過意味著他們成功拿到了高校“入場券”，收到了高校的“邀約”，并不等同于他們與學校簽訂了“入學契約”。在未入學之前，他們仍然保有一定的自主選擇權。要知道，這些考生無不是經過認真艱苦的備考，才成功從日益壯大的“考研大軍”中脫穎而出的。想來做出放棄入學的決定，對他們而言也并非易事，估計也經過了反復糾結和幾番權衡。

　　若是高校想要從調整學生行為方面入手，避免再遭入學“打擊”，借鑒其他機構出臺相關限制規定是一個選擇。例如，去年河南省招生辦就首次明確對違背志愿失信行為的懲戒措施：在2018年普通高招錄取中不履行志愿約定的失信考生，次年復讀后高考志愿填報數量將受限制。此類規定，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醒學生注意“拒學”的影響及后果，慎重決策，而非視高校投檔如“備胎”。

　　但或許高校做好自我檢視，從剖析自身、自我優化做起，“錄而不讀”的問題更能得到改觀，于學校發展而言也更有價值。為什么考生選擇了就業、留學，而非前往一所頗負盛名的高校深造？“69人錄而不讀”現象的背后成因，更值得高校認真思考。校方是否在錄取過程中做好調劑意見征詢工作？能否為學生提供提升個人競爭力的教學培養方案？可否提前了解學生就讀意愿，優化錄取流程？相信如果高校給予這些關鍵問題更多關注和思考，從解決自身問題，提升學校競爭力入手，從長遠看，不僅能夠給自身帶來更多主動權，也不失名校風度，更能以開放心態彰顯自信胸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