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文學

    8月15日，央行發布今年二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 （以下簡稱《報告》 ）。其中，引人注目的內容之一，是為長期存在于地下的民間借貸正名。（8月23日《中國青年報》）然而，必須指出的是要使民間借貸走上臺面，必須首先從立法入手提供法律保障。

    所謂民間借貸，俗稱放高利貸，是指公民個人以牟利為目的，將錢借給他人或企業的行為，其借款利息可以由借貸雙方自行商定。從現實情況看，民間借貸這種“草根金融”已存在多年，一直私下進行，沒有合法的名分。但從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情況以及市場發展需要、金融改革的趨勢看，民間借貸的解禁是遲早的事。 央行《報告》 釋放了一個積極信號，即有望使民間借貸合法化。誠如央行指出的，民間借貸是銀行等金融正規軍的有益補充。

    民間借貸合法化之所以需要立法跟進，首先是因為我國缺乏相應的法律法規。1991年國家發布的《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規定民間借貸“不得高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4倍”，“資金必須是合法收入的自有資金，禁止吸收他人資金轉手放貸”。 這里，《意見》的初衷還只是為法院辦案提供依據，當前則需要由國家出臺規范民間借貸的相應法律法規。

    其次，民間借貸的高風險特點呼喚法律規范。 從已經發生的情況看，“兩情相悅”的合作并不都好合好散。一些中小企業從民間融資后，由于自身經營不善和盈利能力差常常導致資金鏈斷裂，進而使企業無力還款和雙方經濟糾紛。最近發生在浙江義烏市的金烏集團董事長張政建“人間蒸發”就是一例。眾多情緒激動的借貸人眼看自己的錢付之東流，紛紛聚集在金烏集團總部上門討債。

    此外，非法集資和民間借貸界限需要法律予以明確界定。2003 年，“全國民營企業500強”的河北大午集團董事長孫大午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被逮捕、判刑和罰款。但眾多學者認為，孫大午的行為屬于正常合理的企業融資行為，該案是典型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擴大化。顯然，正常的民間借貸和“非法集資”需要法律給予清晰的區隔。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金融秩序需要法律來規范。央行《報告》已建議適時推出《放貸人條例》，讓數額巨大的民間借貸資金不再游走于灰色地帶。 由此，家底殷實的公民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光明正大地采取新的理財方式——貸款給企業，并獲得遠遠高于銀行貸款利率的回報；而受銀行冷落的中小企業，也有望通過民間借貸的渠道獲得企業發展所需要的資金，從困境中走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