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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婧儒
基層是國家治理的“神經末梢”，也是服務群眾的“最先一公里”。然而長期以來，形式主義如無形枷鎖，讓許多基層干部陷入“五硬”境地，即上級硬壓、部門硬派、群眾硬頂、事務硬扛、問責硬壓，加上文山會海、過度留痕、督查檢查泛濫、“指尖負擔”沉重……這些頑疾擠占了基層干部服務群眾的時間和精力，更侵蝕了黨群關系的根基。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不僅關乎干部狀態，更關系到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根基穩固。
形式主義之弊，在于以虛功代實干。一些地方將“開會發文”等同于工作落實，把“拍照留痕”異化為考核標準，政務APP打卡泛濫，學習積分強制排名，村居門口掛滿數十塊牌子，辦公室堆滿重復臺賬。這些現象背后，是政績觀錯位與權責邊界模糊。“形式主義實質是主觀主義、功利主義，根源是政績觀錯位、責任心缺失。”當干部的時間被捆綁在應付檢查、填寫報表、迎接調研上，走進田間地頭、解決民生難題的“最后一公里”便成了難以抵達的距離。
2024年8月，《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若干規定》首次以黨內法規形式出臺，聚焦精簡文件會議、規范督查考核、清理借調人員等7方面21條“硬約束”，為基層權責劃出清晰紅線。全國3.8萬個鄉鎮（街道）全面完成履職事項清單編制，明確“該干什么、配合什么、禁止什么”，從根源破解“小馬拉大車”困局。中央層面全年通報6批17起形式主義案例，省市級通報2400余起，持續釋放“為基層減負絕非一陣風”的強烈信號。
減負不是減責，而是通過治理創新解放生產力。數字賦能，如重慶永川區推行“一表通”，整合200余類報表，基層填表工作量下降90%；上海嚴控政務系統數量，明確“一個市級部門最多保留1個系統”，讓干部從手機打卡中解脫。機制革新，如江蘇邗江區考核指標縮減40%，采用“四不兩直”（不發通知、不打招呼、不聽匯報、不用陪同接待）暗訪，推動干部從“忙事務”轉向“抓服務”；山東濟寧“數治中都”平臺實現42項政策“上門找人”，居民辦事“零跑腿”。資源下沉，如云南曲靖麒麟區整合多部門職能進駐街道黨群服務中心，新生兒醫保社保“一窗辦結”；重慶巴南區推行“四張清單”，終結社區“萬能公章”，讓干部院壩會上聽民聲而非辦公室開證明。
減負成效，最終要回歸為民初心。當鄉鎮干部感嘆“不再困在辦公室，價值感更實在了”——這些點滴變化，正是減負最生動的注腳。松綁的是冗余事務，凝聚的是黨心民心。要持續為基層減負，讓基層干部能夠用更多時間和精力來服務群眾。
責任編輯：牛樂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