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全面總結了我黨歷史上文化建設的歷史經驗，首次提出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宏偉目標，做出了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的偉大戰略部署，在黨和國家的發展史上必將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成為當代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我國當前的文化正處在歷史性轉折的重要時刻，改革開放特別是十六大以來，文化發生了巨大的變革。文化變革的實踐對文化理論與文化實踐研究提出的迫切的要求。文化與經濟、文化與政治、文化與社會、文化與生態文明、文化與綜合國力，中西文化的碰撞、溝通與交流，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換、中國當代文化藝術的建設與發展，文化生產力的解放、文化體制的進一步改革、文化公共服務體系的構建，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打造、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方式、策略與實踐，都是當下國際國內向我們提出的新課題，要求我們做出嚴肅的回答。

　　在這樣一個新世紀發展的重要歷史時刻，我們黨縱觀全球發展格局，審時度勢，高瞻遠矚，以與時俱進，面向未來的宏闊視野和戰略遠見，做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的重大決斷。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包含了十分豐富的內涵，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對文化對于黨和國家發展的歷史地位和重要作用做了深刻論述，歷史地回顧了我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文化建設的豐富經驗，全面吸納四代領導集體關于文化的重要論斷，回答了我國文化建設中一系列帶有方向性、根本性、戰略性的重大問題，明確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的方向、目的、動力，提出了新的歷史時期文化發展的總體思路、未來格局，并全面部署了未來我國文化發展的宏偉戰略，開創我國文化發展的新紀元。

　　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指出，我國人民建設更高水平小康社會，必然需要更高水平的文化生活，在這個重要的歷史變革的關口，我們面臨著文化發展的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在新的歷史發展期，文化繁榮成為黨和國家發展的硬道理，文化的發展成為黨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構成內容。

　　縱觀全球，當代世界國家戰略中的文化獲得了極大的躍升。當代世界各國在制定其新世紀的國家發展戰略時，都將文化作為最重要的因素來研究和考察，作為最根本的立國之本來進行部署。世紀之交文化的變革是當代最為重要的歷史事件。

　　從國際上看，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化與發展日益引起世界各國的普遍關注。世界經濟的一體化、全球化，高新科學技術特別是信息與媒體技術的發展，使人們不得不對文化的發展投以極大的關注。越來越多的國家和民族認識到文化對于當代社會經濟生活的巨大影響和制約。世界各國普遍關注文化在人類發展中的極其重要的作用。他們認為，經濟的發展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的一部分，而脫離人或文化背景的發展是一種沒有靈魂的發展。而世界經濟和產業的發展自身已經越來越文化化了。

　　在這一全球性潮流的推動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策劃了“世界文化發展十年”（1988-1997）活動，并于1992年成立了以聯合國前秘書長佩雷斯 德奎利亞爾為主席的世界文化與發展委員會。1995年世界文化與發展委員會經過數年的調查、積累、撰寫和修改，推出了題為《我們創造的多樣性》（Our Creative Diversity, 1995）的報告，深入論述了文化在人類發展中的極其重要的作用。報告指出，發展不僅包括得到商品和服務，而且還包括過上充實的、滿意的、有價值的和值得珍惜的共同生活，使整個人類的生活多姿多彩。因此，文化作為發展的手段盡管很重要，但它最終不能降到只作為經濟發展的促進者這樣一個次要的地位。發展與經濟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的組成部分。發展是一種對個人和集體產生強大的思想和精神影響的現象。所以對發展和現代化的各種問題的認識，說到底都集中在文化價值和社會科學兩個方面。文化是一種行為方式的傳播。報告指出：

　　當文化被理解為發展的基礎……文化政策的概念就必須相應地擴大。任何針對發展的政策都必須對文化本身保持敏感，并受到文化的激發……這種文化政策的定義和運用意味著，通過更好地利用多元主義的現實和機會，發現那些能夠將多元倫理（multi-ethnic）社會結合在一起的內在因素。它喻示著提高政治和管理、技術、工商業、教育、社會與社區發展方面的創造性——當然還有藝術……它喻示著在社會變化過程中文化遺產觀念的徹底多樣化。在自然環境，它意味著更好地理解環境管理之文化遺產維度，并建立促進此種理解的機構。最后……它還要求一種新的研究，這種研究注意迄今為止被忽視了的文化、發展和政治組織形式的整合。

　　199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在瑞士斯德哥爾摩召開了“文化政策促進發展”政府間會議。來自150多個國家的文化部長和高級官員，以及文化組織的代表、代理人、委員會、基金會和非政府組織參加了此次會議。在這個會議上，又提出了一份《文化政策促進發展行動計劃》供大會討論通過。為其后許多國家在文化領域內的政府行動提供了行動框架和基準（benchmark）。這份《計劃》指出， “文化的創造性是人類進步的源泉。文化多樣性是人類最寶貴的財富，對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對今日世界來說，文化間的對話成為最主要的文化和政治挑戰之一”；“文化政策應該致力于創造一種多元共同體的國家意識……將其植根于男性和女性都能接受的價值觀之上，并為國家所有成員提供得以介入的機會、空間和聲音”。“在發展過程中，文化的繁榮同工業和后工業經濟一樣，也是社會整合、政治民主和經濟平等的決定因素之一。《行動計劃》還列出了國家通過這些原則所應該達到的廣泛的目標，例如：使文化政策成為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提高文化生活的創造性和參與性；加強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的政策和實際行動，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在信息社會中提高文化和語言的多樣性，并以此促進信息社會的發展；為文化發展提供更多的人力和財力資源。《行動計劃》還推薦了實現這些目標的具體措施。“未來世紀的文化政策必須面向和更加適應新的飛速發展的需要”，因此，將文化從“邊緣”引入各國政策制定的中心已成為各國決策者的當務之急。有趣的是，《行動計劃》在草案中曾提出“發展可以最終以文化概念來定義，文化的繁榮是發展的最高目標”，后來在最終定稿中作了修改“可持續發展和文化繁榮是互相依靠的”。這反映了文化觀念轉變過程中各國的不同態度和觀念間的沖突。

　　文化是每一國家民族的重要資源，是民族精神賴以存在的根本，也是鼓舞整個民族發展興旺的旗幟。當今世界各國對自身的文化資源也越來越重視。西方文化理論家丹尼爾 貝爾認為，在西方，如今的文化已變得至高無上。文化已成為西方文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其能量已超過技術本身，而且這種文化沖動力已獲得合法地位。2001年美國的一項“藝術、文化與國家對策”項目研究報告認為，“美國文化是美國智慧和創造精神積聚而成的一種資本。這種特殊的資本既是人類成就和歷史的寶藏，也是人類創造力和創新精神的源泉。美國文化資本在當今全球知識性經濟社會中，作為一種關鍵性社會資源，對于美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在尋求保存各自的民族特性和達成相互了解的過程中，正日益顯現其重要性。”

　　今天世界的競爭，不再僅僅是政治的競爭，經濟的競爭，更是一場更大規模更大范圍內的文化的競爭。文化軟實力與文化生產力的發展已成為全球最核心的競爭領域。

　　一部人類社會發展史，是人類生命繁衍、財富創造的物質文明發展史，更是人類文化積累、文明傳承的精神文明發展史。人類社會每一次躍進，人類文明每一次升華，無不鐫刻著文化進步的烙印。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創造力之中。

　　決定以四個“越來越”精辟概括了當代文化的變革：當代世界，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愿望。

　　改革開放，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文化在國家戰略中的地位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文化在國家整體架構的地位日益提高。黨的十五大政治報告，首次明確地將文化放在經濟、政治同等重要的地位來進行宏觀構架，對我國當前文化的發展做出了新的戰略部署。報告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就是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為目標，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立足中國現實、繼承歷史文化優秀傳統，吸取外國文化有益成果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黨的十六大進一步從根本上確立了文化在國家體制、發展戰略和未來競爭中的地位。十六大報告指出，“當今世界，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全黨同志要深刻認識文化建設的戰略意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繁榮。”

　　黨的十七大進一步做出了推動我國文化大繁榮大發展的戰略決策，提出：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會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風貌更加昂揚向上。為黨和國家文化繁榮做出了貢獻。

　　在一系列重大舉措的推動下，我國當前文化已經逐步走向我黨和我國國家發展政策的中心，文化發展的理念已經成為黨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建設成為我國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的堅強思想保證、強大精神動力、有力輿論支持和良好文化條件。我們要在進一步抓好經濟建設的同時，將文化建設、文化繁榮當作發展的更高目標去努力奮斗，要像搞經濟建設一樣聚精會神地搞文化建設，全力推動，完成歷史賦予我們的偉大使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人大文化創意產業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金元浦）